中国文化进万家顾问--刘立德

　　【核心提示】指导中非友好合作已达半个世纪的八项原则不是权宜之计，它经历了时间的考验，至今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今后在处理中非关系时应继续继承、发扬八项原则的精神。

　　刘立德大使1960年入外交部，1961年走进非洲，在非洲度过了整整22年，先后在我国驻马里、扎伊尔（今民主刚果）、加蓬、科特迪瓦四个中、西非法语国家的大使馆工作，在马里和科特迪瓦两国任大使。近期，笔者就中马友谊、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等问题采访了大使。

　　胡美：刘大使，您第一次踏上非洲大陆是1961年，西非国家马里是您驻非的第一站，请您具体介绍一下当时马里的情况。

　　刘立德：1960年，马里摆脱了法国殖民主义者的统治，宣告独立。宗主国给马里留下了一个贫穷落后的烂摊子。新生的马里共和国百废待兴，面临着诸多挑战，选择怎样的一条发展道路是最大的难题。当时马里国内出现了一批年轻的知识分子，这些人经历了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受到了磨炼，在法国共产党人的指导下，接受了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受中国、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模式的影响，他们选择了社会主义作为国家的发展方向。新生的马里政府将巩固政治独立、发展民族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确立为当时的首要任务。

　　马里独立于1960年9月，同年10月即与中国建交，是与我国建交的第三个西非国家。两国建交50余年，关系一直非常友好，从未发生过任何问题，甚至没有出现过阴影。

　　中国对马里的援助始于甘蔗、茶叶

　　胡美：中国对马里的援助是从马里人民的“甜蜜事业”即兴建制糖业开始的。请您详细谈谈马里“甜蜜事业”兴起的过程。

　　刘立德：西非地区最早与我国建交的三个国家分别是几内亚、加纳和马里，其中马里是我国援助的重点对象之一。我国对马里的援助从甘蔗、茶叶开始。

　　由于气候酷热、干燥，马里人多靠喝绿茶止渴，且非中国绿茶不喝。马里人喝茶的方式与我们不同，我们是用开水泡茶，而马里人是喝煮开的茶，茶叶消耗量很大。煮出来的茶水非常浓，味极苦，需用大量的蔗糖冲淡。因此，茶和糖是马里人的生活必需品，马里每年投入大量外汇进口这两种消费品，这成为马里财政上的一大负担，因此当地政府非常希望自主生产茶叶和蔗糖。马里政府首先去寻求法国的援助，但法国人以当地的自然条件不适合种植茶叶、甘蔗为由，断然拒绝了马里政府。于是，马里领导人转而向我国求援。周恩来总理同意先搞试种，试验成功后再扩大生产。

　　1963年，我国派往马里的第一支专家小组里就有两名甘蔗、茶叶种植专家。其中，派去试种甘蔗的是一位在广东农科界享有盛名的老专家，他已经年逾古稀，是名副其实白手起家的，我很荣幸做了他的随同翻译，参与了甘蔗试种的全过程。我们老少俩在塞古市的一个庄园里找到几根未成熟的甘蔗，以此为根基，采用科学方法培育出了第一批蔗苗。老专家不仅技术高超，且处处亲力亲为，经常头顶烈日在田里一干就是八个小时，跟随我们一起进行试种的马里农民无不表示敬仰。老专家严谨、刻苦的工作作风与当地不少西方技术人员的工作面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经过一年努力，一公顷试种田长出了一片绿油油、粗壮的甘蔗。马里不仅能种植甘蔗，而且甘蔗产量高、含糖量大！中国专家用事实批驳了西方专家的断言。在此基础上，我国政府于1964年同意为马里援建第一个制糖厂和第一个甘蔗种植农场。1966年，马里人民终于吃到了自己生产的糖。

　　八项原则是处理中非关系的关键

　　胡美：1964年，周总理访问了马里，并和马里时任总统凯塔进行了两次长达4小时的会谈，请您扼要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

　　刘立德：我很荣幸可以在这两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谈中担任记录工作。会谈是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和进一步发展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充分地交换了意见。周总理首先全面、深入地介绍了中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一路走来的建设经验和教训，充分肯定了中国革命取得的辉煌成就，也分析了曾经走过的弯路，以亲身经历说明，新兴的亚非国家在独立后应根据本国实际情况选择正确的发展道路，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制定本国的对外政策，巩固政治独立，发展民族经济。

　　此外，周总理在会谈中阐述了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明确提出了亚非国家在经济合作中平等互利、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基本原则。周总理重点向马里领导人说明了我国在对外援助工作中遵循的八项原则，强调八项原则是社会主义新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反对旧的国际关系的锐利武器，也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准绳。八项原则赢得了马里领导人的赞赏和支持，中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最后正式写进了中马两国政府联合公报，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胡美：八项原则为什么会在当时提出呢？

　　刘立德：任何理论、原则都要在实践中经历丰富、修改、完善一系列过程。我国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倡导的对外援助八项原则伴随着国际形势的变迁应运而生。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一大批亚非拉国家先后挣脱了殖民主义的枷锁，迎来了国家独立。前宗主国虽在政治上遭遇了失败，但依然牢牢控制着这些新生国家的经济命脉。因此，如何大力发展民族经济、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成为这些新生国家面临的历史性新任务。

　　在众多西非国家中，当时只有刚获独立的几内亚、加纳、马里顶住西方国家的压力，决定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三国在60年代初先后接受了我国真诚的援助，三国政府对我国的援助十分赞赏，这为我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的最终形成积累了不少经验。因此，周总理选择于1964年元月在访问马里之际正式发布八项原则。

　　当时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虽然也面临着严峻的发展难题，百废待兴，但仍将援助非洲国家视为己任。我国提出，与新兴国家开展平等互利的合作，“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强调“援助是相互的”，“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做是单方面的赐予”，明确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这些原则实实在在地惠及了受援国。

　　胡美：中国援非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援非政策也一直在调适。根据您的观察，中国援非是否存在着一以贯之的政策？

　　刘立德：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迁，按照自身的经济能力，我国政府的援外政策适时进行了适当的调整。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在“平等互利、注重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发展与非洲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经过中非双方的共同努力，在这十六字方针的基础上，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标志着中非友好合作关系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中非双方决定建立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中非合作得到了全面、快速的发展，进入了双方建交以来的最好时期。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对非援助政策虽经历了多次调整，但其实质并未改变，仍然保留了八项原则的基本精神。我认为，指导中非友好合作已达半个世纪的八项原则不是权宜之计，它经历了时间的考验，至今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今后在处理中非关系时应继续继承、发扬八项原则的精神。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