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拜登政府的对华经贸政策”，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发布

       3月3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22期）于线上举行。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杨瑞龙主持，聚焦“拜登政府的对华经贸政策：预期与建议”，知名经济学家刘元春、李迅雷、毛振华、张明、沈建光、刘青联合解析。
       论坛第一单元，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刘青代表论坛发布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报告认为，美国对华发起挑战时机的选择并不是任性的，它的逻辑是在美国处境好的时候发起挑战，而不是在美国处境差的时候发起挑战，可以通过回顾历史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是我们的逻辑起点。中美激烈竞争的底层基本面没有变化，政治竞争的意愿没有变化。疫情之下美国经济状况预计年底会触底回升，但会形成1-2年窗口期。美国国内分裂是美国国内目前的首要状况，拜登会考虑到中期选举的问题，这是拜登政府所面临的基本局面判断。
　　在这两个逻辑基础上，报告对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和经贸政策做出判断，美国会以国内为主，由易到难。在经贸上会优先解决更容易处理的盟友间各种冲突，也会进一步改造和重塑一些国际机构，美国可能会重启TPP谈判，包括TTIP，但我认为美国参与新的国际经贸协定的努力会困难重重。美国在自身行动困难的情况下会努力破坏中国的国际经济合作，比如对中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加入CPTTP。同时，他们会重视科技上的目标，而非贸易目标。那么中国如何应对？中国最大的优势，尤其是在疫情冲击当口最重要的优势是中国的市场规模优势，不管是对美国还是对世界其他国家而言，中国的市场都对其恢复经济具有重要价值，都是我们的优势，这是我们需要充分利用的一点。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指出，美国战略只是从特朗普的硬遏制战略、不可持续的遏制战略向可竞争、可持续的遏制战略进行转变，一方面，美国要在自身竞争力持续提升的基础上展开战略遏制；另一方面，美国要在一些关键领域进行中长期的战略遏制，来替代过去全方位、全领域的硬遏制。基于此，我们应当注意的是，第一，要对短期内实施的协议可能产生的宏观经济影响、微观产业影响做出判断。第二，不要因为所谓的窗口期而对美国战略产生一系列的误读，而要对美国战略利益进行深入的解剖。第三，美国国内政策所引发的国际地位下降、国际战略式微以及诸多新战略的不可行问题，是下一步我们要把握的关键点，尤其是在金融、货币、债务等领域。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认为，拜登上台后，中美之间对话机会增多。与特朗普“简单粗暴”的套路不同，拜登的套路会更加符合国际惯例，会更多考虑到国际游戏规则、按照国际惯例出牌。拜登和特朗普一致的地方就是把中国当成首要竞争对手，甚至是带有敌对的态度，这一点没有变化。中国还是应该更加开放，因为拜登采取的对华政策会依照国际惯例，我们也应对相关的国际惯例有更加深入地学习和理解，思考怎么去通过运用相应的国际惯例，与欧盟、日本及其他经济体展开更加紧密的合作。另外，在拜登上台之后，美国的债务问题和资本市场的隐患仍会存在，仍会对国内金融市场带来一定的影响。因此，我国需要有相应的预案，即货币政策应该怎样进行调整，以应对不同的情况。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表示，第一是中美之间的冲突不会演变为热战，尤其是不会发生大规模战争，但是不排除会出现局部冲突，第二是中美脱钩势在必行，第三是拜登政府会利用人权、意识形态方面的差距来对华施加压力。尽管如此，我们现在还是拥有窗口期，第一个是在所谓的西方盟国完成合围之前的窗口期，第二个是美国战略调整窗口期。在窗口期内，我们不能放弃缓和、合作的机会，因为缓和、合作是为了我国的核心利益。延缓和美国的决战，甚至是避免和美国的决战，对我们来说是更好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窗口期是我们需要争取的重要利益，而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提前与对方交战是不利的。我们应当如何争取窗口期呢？首先要彼此要沟通，彼此要关切，另外还要发挥大企业的作用，在民间交流方面我们也应当足够重视。
　　京东科技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认为，虽然特朗普已经下台，但总体来看特朗普主义还在继续，特别是对华政策，例如虽然拜登在选举的时候曾说会考虑取消关税，但新任美国财长已宣布暂不取消对华关税。在经贸、科技、文化、金融市场等领域，特别是在意识形态等领域，美国对华政策要走上正轨可能还需要更大的努力。在经贸领域，中美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对美国产生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大的，两国关系仍是非常紧密的。2020年中国对美出口迎来非常强劲的增长，中国再次成为美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国。目前美国的领导者和包括硅谷、华尔街人士在内的各界精英对中国，特别是对中美经贸关系其实还是非常重视的，所以中美经贸关系仍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这个压舱石的地位是至关重要的，即使在其他领域两国关系挑战重重。中国对美国出口额的增长是所有国家当中最快的，这对我国解决就业问题和维持经常项目大幅顺差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这个基础上看，中国吸引外资的政策非常明智。总之，只要中国坚持改革开放，中国巨大的市场基本面其实是维持中美关系最好的一个压舱石。
　　面对中美未来的“科技脱钩”及多边主义冲突两大趋势，中国应采取怎样的应对措施？专家们对此提出了各自的见解。
　　毛振华认为，中国制造和中国市场在全世界的影响力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双引擎，但这两点都与“世界工厂”分不开，都涉及到了对外开放。我们在讲中国大市场的时候，就是在讲开放的市场。此外，对外开放中的合规、对于国际惯例的坚守以及坚持市场化的原则也都是比较重要的问题。我们当前在科技方面补短板、扩内需，这都是内循环战略实施下的重要内容。面对中美冲突，我们关键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扩大国内需求，同时加速弥补科技方面存在的短板。同时，开放大市场的建立对于国内保增长、化解国际压力都是很有必要的，过去我们在建设、投资等供给侧方面下的工夫比较多，现在我们在需求侧和市场方面也应当加大力度。
　　李迅雷认为，近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了两个支撑点，一个是扩大内需，一个是加大科技投入拉动中国经济的产业转型升级。我国GDP中投资占比明显偏高，而消费占比又明显偏低，所以要扩大内需，最重要的就是想方设法来增加居民收入，如果居民收入不增加，扩内需就会成为无水之源。近年来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高端消费的增长较快，但中低端消费的比重在明显下降，这是消费升级的表现。我国应把扩内需更多放在中低端消费上，因为中低端消费可以拉动对国内产品的消费，而高端奢侈品的消费相当一部分是对海外奢侈品的消费，对国内制造业的升级、对中国产品高端化的进程是不太有利的。所以，一方面，我国在增加居民收入上要有所动作，需要增加对于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方面的补贴，让中低收入阶层有了社会保障之后能消费、敢消费；另一方面要加大税收改革的力度，目前缺少一种税收改革来缩小收入差距。2020年我国已实现了消灭绝对贫困的脱贫目标，今后要走向共同富裕，在改革上还是要加大力度。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明认为，中国的应对策略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第一，要大力发展以双循环为新发展格局的策略，其中最重要的是消费扩大和消费升级、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国内技术自主创新、要素自由流动和新的区域一体化。第二，构建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在贸易领域，疫情后全球产业链正在发生变化，区域化缩短是产业链演变的趋势，我们应该在RCEP和“一带一路”领域构建一个以中国为主导的区域产业链。在金融领域，要用新的策略来推进人民币一体化，拓展人民币计价功能，对外国机构投资者开放国内金融市场，着力在RCEP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培养对于人民币的黏性和真实需求。在对外开放方面，下一步更重要的是要把目前中国20个左右的省级自贸区、自贸港做实做细，要让这些自贸区、自贸港的开放各具特色，不要千篇一律，可以在不同的自贸区、自贸港进行不同的试验。第三，我国要积极和美国互动：要着力在美国发展对华友好的力量；虽然要明确对美国博弈的底线，但是同时手里也要有一些砝码；要形成一个与美国博弈的整体策略。
　　沈建光认为，尽管美国对华进行了关税压制，但中国仍成为美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国，核心原因还是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因此中央提到的以内循环为基础的双循环经济是非常正确的。我国最大的优势就是巨大的国内市场，怎样培育发展国内市场，这是非常关键的问题。从零售总额来看，中国不仅是世界上很多商品的第一大制造国，现在也成为零售品的第一大消费国，这就是我们的底气所在，因此我们需要扩大内需。扩大内需有很多做法，相信两会就会有很多讨论，包括乡村振兴政策、包括扩大优质产品供应链到县级和农村市场等。从大数据看，目前四五线城市、县城和农村的消费复苏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中国的内需提升还是有巨大的空间。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在数字经济等很多领域其实已经超过了美国。这次疫情防控中，包括金融科技、移动支付和广泛推广中的数字人民币在内的数字经济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中国各个城市目前也都在做智慧城市项目，这些其实都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所缺失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国内巨大的市场和数字经济领域的领先为我们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在今后的两国博弈中，中国的新发展理念和格局给我们创造了非常好的机会。
　　刘青认为，不管是对美国、欧洲还是对日本，市场规模的优势其实是讲市场的力量，大家能够从市场交易、经济合作中获得利益，这是始终要把握的大方向。另外一个讲到的是胡萝卜+大棒，当然可以不这么说，但是中国以前很被动的一点就是始终处于守势，这是我们要意识到的一个问题，包括在所谓的卡脖子技术这一点上，我们的思维方式也是防守型的思维方式，但世界各国没有哪个国家拥有完全完整的技术从而不被别国卡脖子，之所以有的国家不怕被卡脖子，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有自己独有的尖端技术，这样就会有反制的技术和力量，达成平衡，均衡的结果就是相互合作，互不卡脖子。如果中国能够发展出这样独有的技术，哪怕我们现在可能被别人卡脖子，但如果我们也有自己反制的技术，那么这种被卡脖子的风险就会低很多，因此我们在技术上也应该有以攻为守的思维方式，要更进取一些，真正通过基础创新取得一些尖端创新，而不完全是被动的防御性思维。